本文摘要：《闽国》读后感(一)：薛爱华《闽国》十分简略结尾的闽国史，有可能是受限于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割据一方政权的史料世存受限。
《闽国》读后感(一)：薛爱华《闽国》十分简略结尾的闽国史，有可能是受限于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割据一方政权的史料世存受限。1.这本书是在正统史观之外对闽国的“正统史”描述，为读者理解五代十国和闽国获取了新的资源。
2.承继了薛爱华一贯的研究风格和方法，对唐朝及其后自然地理因素过分喜好，这本小作品也就出了政治史与社会史、自然史等的综合性作品。3.书中提及了闽国文风，王判邽“善儒术”、避难“来闽逃到的文人”(p.022)，的确，中秋节割据一方天下大乱文学成就蓬勃发展，多有传世之作，君主专制帝制下往往管控言论、压制知识分子，文字狱大兴。第1章讲解宫城和都城时就该敲一张宫城和福州城地图。第3章讲解环绕君位王氏家族内部的争斗，还夹杂后院、禁军和朝堂的恐慌，养子现象也是五代十国较为独有的一幕了。
第4章也提及了商业贸易是天下大乱兴起最起效的手段，也是最少见的情报手段。《闽国》读后感(二)：十国的福建，王氏家族的血影在中国古代通史中，唐代和北宋之间垫着一个五代十国的阶段。
那么，五代十国到底指什么？按照钱穆的《国史大纲》的众说纷纭，五代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国所指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吴越、闽、荆南、北汉。当我们读者这段历史时，经常看见一种现象：大部分书推崇五代，忽略十国。十国中的闽国更加不起眼，但是，既然再次发生了，就有理解的适当。
国内又缺乏针对性的书籍，怎么理解呢？美国知名汉学家薛爱华的《闽国》空缺了遗缺。薛爱华，美国知名汉学家。
在20世纪后半期，他是中国中古研究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撒马尔罕的金桃》、《朱雀》、《神女》等。《闽国》全书共计六章。薛爱华率领我们了解当时五代时期的闽国。
在这里，闽国基本是现在的福建。当时，人们栽种水稻，可见多种树根，多类花，还有大象和老虎等动物，理解建州、福州和泉州的风貌。闽国大量产盐，以茶著称，水果多样，还有各种香草和香料，种类多样的纺织品等，物产丰富。
它与中原其他国家经商，也和南方海上国家经商。这里有两座知名的宫殿，有雕像和铸像的艺术曾多次不存在摩尼教。
诗人和学者获得反对。官方推崇过佛教和道教。
王潮从王绪手上夺回权力后，与两个弟弟一起经营闽国，局面比较稳定。从王氏第二代开始，称王称帝的王家人多数和叔叔、兄弟之间冲突大大，有时还有邻国的侵略，最后覆灭。期间，王氏家族明确地做到了什么，原因又是什么？下面我们详尽地说道。
1、王氏家族的风云黄巢之内乱后，王氏家族开始起势。刺史秦宗权为了攻取黄巢，四处招兵，就邀王绪重新加入军队，任命他为光州刺史。王绪手下有王潮、王审知、王判邽三兄弟，骁勇十分。
他们按兵不动，讥讽秦宗权派兵攻打自己的军队。于是，王绪带着军队，离开了光州，一路掠夺，平下南边，转入福建。但是，王潮看见王绪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辖下，心生不安，另设下伏击，最后王绪自杀身亡。
王潮沦为新的首领，夺下大港口泉州。福建观察使陈岩荐举他，王潮沦为泉州刺史。陈岩死后，让女婿死守着福州。
王审知攻取福州，死伤相当严重，仍获得成功。王氏兄弟掌控了整个福建。
唐昭宗封王潮为威武节度使，他病重去世，由王审知掌权，按照长幼有序的礼仪，兄王判邽取得权力。基于弟弟的功劳，把权力转交弟弟王审知，自己之后管理泉州。王审知得权后，闽国与吴国关系恶化，与吴越、南汉关系较好。
后与南汉激战，奠定汀州、漳州以南的边界。王延彬，王判邽的儿子野心勃勃，想泉州节度使的官位，王审知不表示同意，叔侄再次发生对立。不过，王审知生病去世，儿子王延翰掌权，攀上高位，要面临军事和政治危机。然后，他打败陈本的叛变，以《史记》移除闽越的历史为由，在福建称帝，却与养兄王延禀水火不容，又因强娶民女，引发弟弟王延钧的气愤。
王延禀和王延钧牵头打败王延翰，王延钧掌权。后来，王延禀与儿子王继雄派兵抵达福州城下，攻取生病的王延钧，结果父子被杀死。之后，王延钧把儿子王继鹏推向福王的位子。
期间，吴光对宠臣薛文杰的横征暴敛深感惧怕，逃至吴国，劝说信州刺史蒋延徽来攻取闽国，围困建州。王延钧派兵去建州，军队拒绝处决薛文杰，皇帝退出爱臣。吴国掌控大权的徐知诰认识到蒋反攻顺利，将巩固他的权力，于是压制蒋的权力，与闽国修复关系。
王继鹏趁父亲病重，利用李仿的名义，弑上位，再行把罪行推向李仿身上，杀死了他。最后事情还是传到了。
皇帝从后晋取得自治权，以叛变的名义处决两个叔叔，猜忌王继严，让其弟王继镛行使军权，这些不道德引发连重遇和朱文入的两支禁卫军的不满和不安。他们顺利杀害皇帝王继鹏。王延羲称帝，与王延政不和。
两人对战，王延政向吴越求助。吴越军队来了，他又让人家回来，吴越军队留给。王延政向无耻的王延羲催促救兵，两人击溃吴越军。
结盟后，仍相互猜忌。旋即，两人再次发生战争，王延政正式成立殷国，福建分为两国。
王延羲想要杀掉连重遇和朱文入，结果被刺杀。朱文入杀死王氏家族成员50多人，因无根基，向后晋自称为藩国，拔从效暗地重新组建亲王集团，反对王延政。王延政对朱文进和连重遇人发动军事行动，杀死他们两个军事首领。他还与南唐士兵们，耻辱的向吴越求助，最后告终。
同时，南边的李仁达篡取权力。最后，南唐获得建州和汀州。福州归吴越。
拔从效统治者漳州和泉州。闽国完全完结。
2、恐慌局面的分析纵观王氏家族的事情，除了王潮兄弟的局面较好，子孙呈现出杀人和被杀死的血腥历史。兄弟、叔侄之间都相互猜疑，局面完全没多少是平稳的时间，还要面临邻国的蠢蠢欲动，保持的时间只有几十年。
他们内斗好比，原因确有？首先，闽国并未竖立政治权威。这跟王判邽、王审知具有莫大的关系。
按照功劳的多少，权力不应给王审知，按照礼仪，权力该给王判邽。融合古代社会的传统，权力归属于王判邽，但他谦虚，给了王审知。虽然他们带给祥和的局面，却祸根了祸根。
德国大社会学家韦伯在20世纪早期明确提出三种权威，它们分别是传统型、卡里斯玛型和法理型。按照理查德《社会学与生活》的说明，传统型权威的权力来自习俗，而不是个人特征、技术能力，甚至成文的法律。我们可以解读中国古代的皇帝即使年龄小，再不可以当上皇帝，其他大臣能力再行强劲也敢。
卡里斯玛型权威指通过领导者引人注目的个人或感情魅力对其追随者产生的吸引力而合法化。这种权威更加多源于追随者的信念，并不是领导者的现实品质。我们告诉马丁·路德·金和希特勒都是这种类型。法理型权威通过法律合法化的权威。
领导被指出享有明确的能力和权威领域，不是神圣的。英国通过议会选举产生副首相就是典型。根据三种权威的来源，在王氏两兄弟中，王审知的历史累积不很深，所以王判邽的儿子当然想权力；两兄弟都是草莽英雄名门，谈不上法律的许可。
侄子说道奉献给前半生，力求让王审知更加有道德感召力。本人俭朴，执着高雅的粗鲁，推崇文士学者，基本没什么他的头脑的魅力，对他人的吸引力过于反感。两兄弟虽然称臣，事实上早已独立国家了。他们的权威又归属于第一代的政治权威，其对后代的影响深远影响。
这是关键的一步。开国之父华盛顿如果南北了专制，国家难说有今天的成就。第一代是建先例的时候，人的自由选择至关重要。
北宋开国订下不杀死士大夫的先例，宋朝的士大夫获得礼遇。即使后面的皇帝想要超越先例，面对的阻力过于大，一般自由选择遵守。因为祖辈艰辛奠定江山，订下的规矩非常有分量。第二，寂寞武断的统治者面临危险性的政治环境。
在古代社会，国君享用着荣华富贵，也分担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他是世界上最寂寞的人。
王氏成员上位后，对周围的人开始警惕，连自己的妻儿都无法坚信。当时，北方朝代更替频密，将军篡位的事情屡见不鲜，更为轻了他的危机感。统治者心理寂寞，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又是专制集权，各种担忧、情绪和不安必定经常出现，甚至不会有被打压狂想症。
最关键的是，统治者缺少有一点信任的人。在历史上，我们常常看见某大臣谏言皇帝，皇帝气愤，把他贬谪甚至投放监牢杀死。即使这位大臣之前为国家做到了很多事情，经常出现了一次激怒皇帝的问题，皇帝显然不考虑到之前所做到的事情，可见皇帝缺少对人确实的信任。
这样以来，造成他缺乏需要确实交流的人，极容易独断专行。因为叔叔和兄弟的人数多，国君必须更加多精力盯着他们，更加无以安心他们想要做到的事情。掌控大自然托上日程，能力强劲的要夺下，任命聪明的官员，等等。
这样做到，其他人都会不安，有些人为了自保杀死皇帝，然后下一个统治者上台，心理机制还是一样，残暴新的开始，构成循环。闽国的第一代人比较祥和，却没竖立政治权威，潜伏着动乱。第二代开始，不管是国王还是皇帝，基于自身的寂寞武断，面临缺少安全感的环境，跟其他人发生冲突，发动战争，局面恐慌。
他们享有非常丰富的资源，却因无休止的内斗，渐渐消耗自己的资源，才不会给邻国建构机会来入侵，“国家”最后覆灭。《闽国》读后感(三)：五代十国中的闽国是怎样创建并覆灭的？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是时隔魏晋南北朝之后，第二次大的分化动荡不安时期，从907年到960年的53年间，先后或同时不存在着多达15个政权。由于眼花缭乱的政权更替，以及唐、宋前后两朝的光芒遮挡，五代十国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
在大众显然，这世纪末总是与“黑暗的中世纪”相提并论，好像中国陷于全面的衰退衰退，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但细究下去，史实也许并非毕竟如此，比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就认为，比起于北方五代，南方的割据一方政权统治者更为平稳。而且从这时开始，原本经济落后的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开始“腾飞”，南方打破北方沦为中国新的经济中心。可以说道，不解读五代十国，就无法解读所谓唐宋变革论的由来。
五代十国中的“十国”所指的是吴越、楚、吴、南唐、前蜀、后蜀、荆南、闽、南汉、北汉，除北汉外，其余九国皆坐落于长江以南。从正史中的《原有五代史》和《新的五代史》来看，十国的地位显著不及五代，这是中国传统史学“正统论”带给的结果，也造成对南方诸政权的记述不可考。1美国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的《闽国：10世纪的中国南方王国》是研究“十国”中闽国的专著，再版于1954年，也是其学术生涯的处女作。
《闽国》编写的想法，是为英语读者获取一部闽国政治与文化史，不过现在显然，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仍然不贞过时。关于薛爱华，国内注目中古史的读者应当都不陌生。他最先被翻译成引入的一部书叫《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不过那时“薛爱华”在中文世界里还不叫这个名字，而是被译者吴玉贵先生按照外国人名音译原则，翻译成为“爱德华•谢弗”。
《唐代的外来文明》兼备学术性与趣味性，挑选家畜、植物、食物、香料等170余种唐代舶来品阐述。此书出版发行后，之后与另一外德裔美籍东方学大家劳费尔（Berthold Laufer）的《中国伊朗编成》（商务印书馆，1964年）三大沦为理解中古中国物质文明的“标准读物”，2016年新版（书名依英文原名改回《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问世之前，坊间仍然是洛阳纸贵、一书难求。时隔《唐代的外来文明》之后，三联书店2014年屡屡发售了两本薛爱华的汉译作品《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和《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皆由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程章灿及其合作伙伴翻译成，很大减少了薛爱华在中国的知名度。《闽国》是国内引入薛爱华的第四部作品，某种程度由程章灿领衔翻译成。
程章灿是福建闽侯人，他之所以不会翻译成这本书，除了学术兴趣外，还有家乡的情感因素起到其中。从全书体例上看，《闽国》只不过并不是严苛意义上的史学著作，而更加看起来“闽国志”一类的作品。薛爱华从自然景观、朝堂、历史（闽国知名人物）、经济、艺术、信仰六个方面，辨别讲解了闽国建政与覆灭的经过，以及闽国社会的基本情况，从而为普通读者通向五代十国那个更大的历史时空架起桥梁。
2唐宋以前，福建大多数地方还是一片蛮荒瘴疠之地，异化再次发生在宋代以后，福建一跃沦为中国经济文化最繁盛的地区之一。其中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是，唐末大批中原人口因逃离战乱而迁出闽地。9世纪末，来自河南固始县的三兄弟王潮、王判邽、王审知创建了闽国，统治者区域大体相等于现在的福建省，因而也被称作“王闽政权”。
那么，王氏三兄弟是如何在千里之外的福建起家的呢？唐末藩镇割据，天下大乱。881年，寿州（今安徽寿县）人王绪率兵举兵，屡屡攻下寿州、光州（今河南潢川县）。王氏兄弟三人在固始县当地美称骁勇之名，被王绪招入麾下。为避免蔡州（今河南汝南县）刺史秦宗权的压制，王绪要求逃到南方，王氏兄弟大自然随军渡江南下。
885年正月，王绪带领具有土匪性质的军队，逃难回到福建。旋即之后，王氏兄弟的大哥王潮伙同其他辖下，发动了针对王绪的兵变，很快代替王绪掌控军队，并依序攻克泉州、福州，最后占有整个福建。鉴于王潮对福建的统治者事实，唐昭宗在福州成立威武军，并任命王潮为节度使。
王潮没过几年之后患病去世，奇怪的是，他没把权力传授给儿子，而是传授给了幼弟王审知。由于王潮的四个儿子在王审知掌权后，就从历史记述中完全消失，薛爱华因此猜测王审知有可能通过某种手段杀掉了大哥的子嗣。
作为福建的最低统治者，王审知在唐朝覆灭之后仍然命中原梁朝为正朔，同时被受封闽王。后唐同光三年（925），王审知因病去世，谥忠懿王。王审知世在位期间，不仅自身勤俭节约，而且与民睡觉、长刑薄赋、侧重文教、发展海运，使福建在唐末大动乱中以求偏安一隅，保持了较长的和平局面，是名副其实的“开闽王”。王审知对于福建的研发功莫大焉，死后经历了由人到神的变化，最后相同成一种广泛的民间信仰。
然而令人深感嘲讽的是，王审知实施惠政、深得民心，他的子孙后代却完全是清一色的昏君，一个比一个不道德致使。长子王延翰“骄淫残忍”，甚至继位后让其弟王延谨（王审知的养子）协助自己搜罗美女，使他们兄弟间反目成仇，迅速就被两个弟弟王延钧和王延谨合力杀掉。接任闽王的是王审知的次子王延钧。
从王延翰当政开始，闽国就企图挣脱中原王朝的掌控，但一直不肯容忍底线，比如王延翰自称为大闽国王，却之后用于北方王朝的年号。再一王延钧登基后，决心暂停向北方后唐王朝纳贡，并在933年宣告自己是第一任大闽皇帝，改为新的年号为“龙启”。闽国国运并没因此而昌隆，君主德行反而一蟹不如一蟹。
王延钧称帝意味着两年后，就杀在了其子王继鹏手中。王继鹏即位四年后，又被其叔父王延羲代替。王延羲掌权五年后，又被其弟弟王延政代替。史书记述，王审知之后的闽国五任君主，每个人都不具备了中国史上昏君的典型特点，横征暴敛、酒池肉林、淫乱奢侈，无怪乎倏忽亡国的命运。
3正如程章灿在本书导言中所说：“纵观薛爱华一生的汉学研究，他所重点注目的并不是政治史，而是广义的社会文化史。……他对中古中国的仅次于兴趣所在，是边疆研发、经济交流（物质文化）、文学艺术以及宗教信仰等。”《闽国》描述政治史的部分约只占到全书的一半，其余篇幅则留下了经济、艺术和宗教。
在“朝廷开支与赋税”这一小节，薛爱华从经济角度说明了闽国覆灭的原因。王审知之后，闽国所有君主都面对财政入不敷出的局面。《资治通鉴》记述，末代皇帝王延政表面上无意效仿王审知的俭朴，可他任命的收税官杨思恭却十分擅于为君主挥霍财富，故名“杨鱼肉”。“杨鱼肉”不仅给定减少税收名目，还将鱼类、食盐、蔬菜、水果的税收缩减到，造成百姓怨声载道。
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因此指出：“帝国的衰败与其归咎于对南唐战争的告终，不如说是杨鱼肉苛捐杂税的结果。”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总与民生状况关系密切。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几个政权比较安稳，经济实力也比较较强。
闽国后期虽多次再次发生宫廷政变，但基本没大规模的战争，文学艺术因此享有发展的土壤，上承唐诗，下启宋词，相连起到不言而喻。十国纵向较为来看，闽国的文学成就比南唐、前后蜀稍逊一筹，但也辈出一批卓越文人，其中名气最大者当数从长安迁出福建的韩偓，还有黄滔、徐夤、翁承赞三位莆田人【录： 文章刊登后经闽地友人警告，翁承赞严苛意义上有误福清人，他859年出生于福唐县文秀乡光贤里（今福州市福清县新厝镇漆林村），因新厝地理位置附近莆田且谈莆田话，故被一般文献平指出莆田人。】，他们很大地好转了福建本土的文化面貌。
却是在此之前，与中原等地比起，福建向来被指出是文教不达的化外之地。除了文学外，10世纪福建的建筑、石刻等艺术形式都是宗教信仰的派生。“湖田种稻轻收谷，道路逢人半是僧。城里三山千簇寺，夜中七塔万枝灯。
”宋人谢泌用这首诗刻画了当时福建宗教活动的盛况，借此可以显现出，佛教是闽国的主流信仰。薛爱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虽然对于佛教教义的疯狂跨越了整个闽国统治者时期，但最少王延钧和王继鹏的朝廷，是由道教徒和道的观念所支配的。”王延钧、王继鹏这对骨肉相残的父子，举荐道士作为自己的心腹大臣，沉迷于巫术咒语之事，修筑了大量富丽堂皇、花费民脂民膏的道教宫殿，当然也为后世留给许多可可供镜鉴的荒谬故事。
（刊行2019-9-23晶报·深港书评，https://detail.allcitysz.com/h5/detail.jsp？newsId=AW1czzvAlFnXRGueMn4cid=98273uid=030ce1aaa20b45f18224a8367a7912a4env=prodisShare=1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闽国》读后感(四)：一个被忽视的中国南方王国——《闽国》绪言在中国历史上，10 世纪是最被忽视的时代之一。特别是在是传统史学称作“五代”的这个时期，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都不约而同地不存在着推崇过于的情形。研究这个简单而又最重要领域的历史与文化时，欧洲各种语言中可资利用的材料十分匮乏，这一点，只要洗一眼诸如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和亨利·柯迪埃《汉学书目》之类的书目，或者网页各种中国通史中有关这一时代的涉及章节，就很更容易解读。
之所以忽略这世纪末，一方面是因为研究那些君主专制的王朝对于学者有更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文文献资料比较短缺。但 10 世纪这一历史时期理所当然引发研究远东文明的历史学家的注目，以期说明了自晚唐至宋初这世纪末历史事件与制度演变的连续性。在历史年代表中，将后梁与唐代分隔的那条白粗线几乎出自我们的想象，这一点甚至比我们想象出来的赤道线更加颇。
闽国地图荐一个恰如其分的例子：节度使，我翻译成为“Legate”，“枢密使”，我翻译成为“Chancellor”，这两个官职在唐代起源未知，多数情况下，居此高位者都出了唐朝行将就木时掌控实权的人，在五代时期他们也正处于政治中心。研究远东政治制度的学者，如果只注目这些官职在 907 年之前的演进过程，而忽略其后的发展变化，终将所获得极少。
或者，当我们仔细观察此前的历史，宋代雕塑艺术和文学艺术中有一些最重要的因素，我们偏向于笼统地指出它们就是指 11世纪的天才们绝世聪慧的头脑中迸发出来的，而且一出来就很成熟期完善。事实上，它们早于在五代时期就早已兴起，并沦为最重要的形式。直线型“建筑风格”绘画—界画，就是其中一例，众所周知是出自于宋代及宋以后画家之手，只不过毕竟郭忠恕在五代首创的。各种西方语言中对完整资料展开严肃研究者，只有几篇关于五代时期的文章，且大多数失之简略。
我所看到的唯一原始勾勒这世纪末历史图景的是查尔斯·弼顿（Ch.Piton）公开发表在《中国评论》（ China Review） 第 十 卷（1881—1882） 第240—259页，为题《中国历史的一页—一般来说所称之为“五代”时期阐述》（APageintheHistoryofChina，aSketchofthePeriodCommonlyCalledthe“ Five Dynasties”）的文章。这篇文章根据《通鉴纲目》等资料汇编，勾勒了那个时期的政治事件以及统治者家族成员的生活经历，叙述老套，但是即使这些内容，许多也是研究中国的学者所不得而知的。幸运地的是，近几年来，我们科学知识中的这条鸿沟早已被艾伯华（WolframEberhard）的劳动成果部分地填平了。他对10 世纪华北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贡献，有一点高度赞扬。
我这里只托他的两篇文章：《五代主要政治集团的包含》（TheCompositionoftheLeadingPoliticalAdministrationduringthe“ Five Dynasties”），公开发表在《亚洲研究》（ Asiatische Studien）1/2（1947），第19—28页；《五代州级行政政区的社会学分析》（SomeSociologicalRemarksontheSystemofProvincialAdministrationduringthePeriodoftheFiveDynasties），公开发表在《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 Studia Serica）1948年第 7 卷，第 1—18 页。他对这世纪末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尤其是沙陀突厥人的研究，某种程度很最重要。永隆通宝然而，天命世代传送的正统观念，使得对北方五代的研究变得较为完全，而相对而言，对中国中部与南方十国的研究则完全几乎被忽视了，十国所声称的正统性，并没获得其后的帝国官方史学家否认。我在本书中所专力研究的，乃是这些完全不为人知的王国中的一个，在 正史中，往往没一句提及它，或者只有很短的一段记载。
但在转入与闽国必要涉及的问题之前，我要向那些在我之前早已踏平通向这一色彩斑斓之境的道路的学者们缅怀，因为经过宋代征服者的侵犯，这世纪末已完全消失于历史视野之中。我可能会漏掉一些人，在此谨向他们道歉。我注意到包腊（E.H.Bowra）的作品，他的论文《五代时期的广州刘氏家族》（TheLiuFamily，orCanton，duringthePeriodoftheFiveDynasties），公开发表在《中国评论 》（ChinaReview）1873 年 316—322 页。
这篇文章勾勒出有了这个事实上独占南亚及其周边水域大量贸易宽约 55 年之久的王朝的历史概貌。学术意义更大的是沙畹（EdouardChavannes）的精彩研究，即他在《通报》第十七卷公开发表的《吴越国》（LeroyaumedeWouetdeYue）一文。最后，为我们展出了蜀国君主王建墓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凭这个规模宏大的找到也有一点我们向其缅怀。这个蜀国坐落于四川，曾为 10 世纪艺术家和诗人获取了避难。
由于篇幅容许，我无法在这里提及所有有兴趣从历史废弃物中拼凑出有一幅所谓“十国”图画的中国学者们。但是，我必需向研究 10 世纪福建的前辈魏应麒致意崇敬，他首度对王氏统治者下的福建的文明进行详尽研究，并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上以《五代闽史稿之一》为标题公开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这篇论文几乎是在辩论闽国的宗教和神话，其中大部分篇幅用来列于福建宗教建筑的目录，还包括修建时间以及其他涉及史实。某种程度是这位作者，还分析了在 10 世纪初风行的传统观念（这与王氏集团统治者闽国的必然性有关）以及这种观念所相结合的一般玄学理念。
王审知这段分析虽然篇幅不那么大，但价值却不容极强。在研究闽国历史过程中，我经常提到这里面的一些材料，但我并不期望与魏先生在材料完整性上一争高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有些材料对他而言是唾手可得，而对我来说毕竟求之不得的。
我之所以有勇气赓续这一有数良好开端的研究事业，只是因为我不告诉魏先生否已改写他的《五代闽史稿》，也因为用英语来研究某种程度的课题是是非的。说道到完整材料，如果说有唯一应当参照的，那当然就是正史。
而且，就众多中国历史研究而言，正史也显然给研究者获取了绝大多数有益的学术问题。然而就研究 10世纪的十国而言，它只有第二手的参考价值。但是这个通例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值得注意：那些与唐朝末代皇帝或宋代进国之君命运攸关的历史人物，传记描述都较为充份，尽管这些传记更加常见于新的、原有《唐书》或《宋史》，而较少见于新的、原有《五代史》。
黄河流域正统帝国的历代统治者们，在新旧《五代史》中都有非常充份的记载，那些幸运地在这世纪末生活于北方的历史人物也某种程度如此，而南方诸国的皇帝们（这些统治者许多都自称为皇帝），在史书中却只有寥寥数笔，并且诸多愚蠢之言。在新的、原有《五代史》中，欧阳修所不作《新的五代史》对这些分化的王国叙述更为充份，即使此书与其竞争文本比起，有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缺点。即便如此，此书依然受到《十国春秋》的作者、清初吴任臣的抨击，指出其对十国着墨过于充份。
《新的五代史》有几处醒目的史实错误，例如欧阳修写出到一位藩王，名为王继恭，将其当成第二代闽王之子，然而有充份证据指出其为第二代闽王之幼弟。薛居正《原有五代史》特别强调十国的不合法性，故提到其中的官衔与爵衔时，往往冠上“伪”字。更有甚者，这位史官不屑于用于十国的年号，而是用于五代皇帝的年号作为时间坐标轴。
欧阳修为十国各自成立一卷（卷 61—70），同时还有一个提纲挈领的年表（卷 71），而薛居正将其对十国君主的记载传输到一卷世袭史记和三卷僭伪史记中。应当特别强调的是，两部关于这个时期的正史都没描述十国典章制度的“志”。写出一部愚蠢表面的政治史是比较更容易的，相对而言，从众多史料中一点点儿收集布满各处的信息，以便勾勒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要艰苦得多，往好里说道，也必定充满著缺漏和不确定性。
但是，确实一部可读性很强的史书，获取了有关 10 世纪这些南方王国的大量信息，相比之下超逸那两部纪传正史，这就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司马光是欧阳修的同时代人，在处置这一历史时期的有所不同地区和有所不同人物时，其公正性近超强欧阳修。由于他的不朽之作填满了帝国各个地区的史实细节，我们才有可能十分客观地探究那个时期的正统王国与非正统王国。
《资治通鉴》是我实地考察 10 世纪福建历史，尤其是政治史和外交史领域时，极为重要的一种完整文献。此外的材料十分受限，只有各种各样小书中累赘记述的材料，诸如有关名人怪癖的逸事掌故，其中许多似乎目的揭发那些意图挑战北方统治者普遍认为权威的南方王国国君的高傲粗鲁与不伦之行。尽管如此，此类文献却获取了十分相当可观的材料，这些材料牵涉到宫廷节日、艺术、宗教生活，牵涉到指少见事物的方言词、乡村习俗、民间传说以及其他许多事物，这些事物相比杀人奸臣与有德谋士的事迹也许更加有一点研究。
除了这一批资料，还有碑传材料。这些材料不是过于非常丰富，而且多数并非第一手材料，只留存在从10世纪到20世纪的学者的抄写中，然而，这些碑传材料毕竟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它们需要补足最重要政治家的职官与生平行事。
为什么十国的史馆最后没留给当代的历史，马令在其《南唐书》自序中说明了一部分原因。他认为，十国的朝廷事实上都另设史官，他以南唐为事例解释这些史官的联合命运：在新的创建的宋帝国的道德压力下，有可能还有更加多现实的原因，南唐那些品德高尚的史官烧毁了自己的手稿。
为英语读者编写一部闽国的文化与政治史，最简陋的方法要数将吴任臣（1628—1689 ？）《十国春秋》中的闽国部分翻译成过来。这部由负责管理《明史·历律志》的博雅数学家编写的著作，共114卷，后来，周昂又修编了两卷新材料。
吴任臣在序言中引征了较早于的补史之作如《十六国春秋》等，以其为他编撰此书的先驱。西晋帝国崩溃之后占有中国北方的“蛮夷”自治权政权，在晋代正史中记载严重不足，《十六国春秋》等目的填补这些严重不足。尽管吴任臣著作很有价值，但要核查其资料来源，仍很艰难，而这一点是很最重要的，因为他是在事件再次发生 6个世纪之后才记载这一事件。
因此，纵然《十国春秋》近来被许多作者作为一种主要而权威的文献来源而频密提到，但我仍对用于其中的材料所持慎重态度，不管这些材料多有吸引力，除非需要求证原文，否则我会用于。本书的研究并不自居已所求10世纪福建地区文明的每一个细节。这只是可行性的研究，毫无疑问充满著谬误，但我期望它将有助为未来如何研究一个原始的文化指明方向。《闽国》读后感(五)：【并转】程章灿：《闽国》和《珠崖》——唐宋帝国的东南边疆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1913-1991），美国知名汉学家， 20 世纪后半期美国中古中国研究的代表人物。
1947 年取得哈佛大学东方语言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10世纪初，在藩镇割据和黄巢起义的双重压制下，大唐帝国再一土崩瓦解，中国历史随后转入了以“五代十国”标名的分化 动乱的时代。所谓“五代”，所指的是在中国北方地区先后经常出现的 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较强劲的王朝。
“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小说家施耐庵在《水浒传》一开篇提到这首据传出自于北宋理学家邵雍的诗句，说道 的就是这 5 个朝代。
从 907 年到 960 年，前后意味着 54 年，在中原却更替了5个朝代，走马灯似的替换了15个皇帝，平均值每个皇帝世在位时间将近4 年，接报一触即发。后唐和后周的统治者，都曾以养子嗣位，如果考虑到五代时期这种独有的养子现象，那么，五代十五帝只不过还好比五姓，而是八姓。怎一个乱字了得！与五代完全同时不存在的，还有10个比较较小的地方性割据一方政权，史称十国（902—979）。
其中9个在南方，即吴、南唐、 吴越、楚、前蜀、 后蜀、南汉、南平（荆南）、闽，只有1个在北方，那就是北汉。相对于五代而言，十国地盘较小，势力较强，国势较强时，往往称王称帝，割据一方，有自己的国号和年号，一旦国力衰落，则夹起尾巴做人，奉为北方朝廷的年号，而 停止使用自家的王号和年号。在中国传统的纪传体正史中，关于五代 十国这一段的正史有《新的五代史》和《原有五代史》两种。
《新的五代史》将五代诸君主列为本纪，而将十国诸君主列为世家；《原有五代史》亦将五代诸君主列为本纪，而将十国诸君主列为世袭史记和僭伪史记。总而言之，十国与五代比起，犹如小巫见大巫， 等而下之。
十国之间固然亦有相安无事乃至联姻结援的时候，如闽国和南汉之间就有政治联姻，但也不时再次发生利益冲突，彼此争斗、远交近攻的例子并不少见。另一方面，五代十国内部的政治斗争，王位继承权的抢走，上下互为斫，缠斗大大，给人的总体感觉，是政治残忍、人性邪恶以及历史线索动荡不安。史家面临这一段历史，经常产生清领丝益棼的无力之感觉。
因此，研究五代十国的学者，相对于研究唐代的学者要较少得多；五代十国研究的深度和广 度，也近不及唐代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更容易解读的。
美国汉学家薛爱华的研究，就为此获取了生动而现成的相比较。薛爱华一生出版发行了七部有关唐代的著作：《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珠崖》《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步虚：唐代对星空的探究》《唐代的茅山 》《时间之海上的幻景：曹唐的道教诗歌 》。
他对大唐帝国的研究，牵涉到唐帝国的对外关系、唐帝国的南部边疆、唐代的神话传说与宗教信仰、唐人对于星空宇宙的了解等等，反映了他对唐朝历史文化的着迷。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无法忽视，薛爱华对大唐帝国崩溃之后的五代十国，特别是在十国这一段历史，某种程度也充满著了兴趣。
在十国中，他对南汉和闽国特别是在情有独钟。他已完成于1947年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以南汉研究为题的。在《朱雀》 一书中，他也常常提及奢华富饶的南汉帝国。而他再版于1954年的《闽国》 （The Empire of Min: A South China Kingdom of the Tenth Century ），可以说道与其博士论文的研究思路一脉相承，沿袭了前一研究中推崇唐帝国遗产与探讨唐帝国边疆的研究思路。
尽管如此，南汉研究（并未月出版发行的博士论文）和《闽国》，相对于另外七部唐研究专著而言，显著是少数。但是，从时间序列来看，南汉研究和闽国研究毕竟薛爱华在汉学研究上最初获得的成果，更加最重要的是，这两本书可谓薛爱华极具个人特色的汉学研究的开端。而在这两本书中，唯有《闽国》是公开发表出版发行的，更加便利我们理解其中下文。
The Empire of Min: A South China Kingdom of the Tenth Century《闽国》一书以10世纪中国南方的王国为主题。顾名思义， 薛爱华尤其重视闽国在时间（“10 世纪 ”）和空间（“南方 ”）两个方面的属性。
关于10世纪这个时间点，薛爱华开门见山，在 书中第一页就强调指出：“在中国历史上，10 世纪是最被忽视的时代之一。特别是在是传统史学称作‘五代’的这个时期，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都不约而同地不存在着推崇过于的情形。
”“之所以忽略这世纪末，一方面是因为研究那些君主专制的王朝对于学者有更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文文献资料比较短缺。”“天命世代传送的正统观念，使得对北方五代的研究变得较为完全，而相对而言，对中国中部与南方十国的研 究则完全几乎被忽视了，十国所声称的正统性，并没获得其后的帝国官方史学家否认。”正如《闽国》一书“绪言”中所综述的，在薛爱华开始此项研究的20 世纪50年代初，有数的闽国研究的成果，无论中文文献还是西文文献，都寥若晨星。
对于很多学者，还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甚至晚到20世纪80年代，闽国还是出现异常生疏的。在西方语言中，虽然有沙畹（Edouard Chavannes）和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等汉学名家积极开展了对十国的研究，但他们的 研究并非专门针对闽国，在现代中文文献中，只有魏应麒《五代 闽史稿之一》令人眼为之清，最有一点推崇。
惜的是，魏应麒只已完成了这一系列论文的第一篇，未完其业。在宋代人手里编撰而出的《原有五代史》《新的五代史》《资治通鉴》，不仅由于注重政治史而已得愚蠢，而且由于宋朝对十国抱有与生俱来的政治种族主义 和居高临下的“正统”种族歧视，对涉及历史事实经常做到检验过滤器，导致诸多历史描述变形，对于闽国的历史描述，既较少薄弱，又惟可靠。几百年后，当清人吴任臣编撰《十国春秋》时，尽管无意挣脱“正统”的纠结，革除纠偏，但事实上，由于文献严重不足，他早已力不从心了。
“ 因为他是在事件再次发生6个世纪之后才记载这一事件。因此，纵然《十国春秋》被近来许多作者作为一种主 要而权威的文献来源而频密提到，但我仍对用于其中的材料所持 慎重态度，不管这些材料多有吸引力，除非需要求证原文，否则 我会用于。”薛爱华对还包括《十国春秋》《资治通鉴》等书在内 的前代历史描述，抱着谨慎的、抨击的态度。
所以，《闽国》的 “绪言”部分，从常规视角来看，固然是套路式的文献综述和学 术史总结，从明确目的来看，它也阐述了此书的逻辑起点和研究方法。《闽国》第一章“自然景观”侧重对闽国的大自然地理环境展开叙述，目的为先前的历史描述获取自然环境的背景。本章所牵涉到的大自然，还包括山川河流、鸟兽草木、城池修建，乃至水陆交通。
从这个角度来看，薛爱华好像是一个“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孔门诗教的信徒。实质上，薛爱华是一个大大自然的热衷者，他热衷自然界中的各种物产，也热衷人类建构的各种物质文明，特别是在着迷仔细观察各种花草鸟兽，临终前一个月，他还在伯利兹仔细观察动植物鸟类和哺乳动物。
《闽国》第一章的视角，早已反映了薛爱华这一独有兴趣对其学术研究的影响。在他后来的学术研究生涯中，这一方面的影响持续拓展，由此产生了《撒马尔罕的金桃 》《朱雀》等著作。如果说，对物的兴趣跨越了他的一生，那么，对名物的兴趣就是他的汉学研究的引人注目特点。而在这一方面，《闽国》第一章可以说道是《撒马尔罕的金桃》和《朱雀》等书的开端。
《撒马尔罕的金桃》中译本除了“绪言 ”《闽国》一书共计六章：“自然景观 ”“朝堂”“历史”“经济”“艺术”“信仰”。从这个结构可以显现出，作者注目的不仅是闽国的政治史，而且牵涉到地理、经济、艺术和宗教各方面。“朝堂”一章讲解的是“闽国的知名人物，他们的命 运左右着这个自中华帝国构成以来福建地区唯一的独立国家的兴 起、保持和衰败”。这些知名人物中，最重要的毫无疑问是堪称“王氏三龙”的王潮、王判邽和王审知兄弟，其次就是王审知的继承者，还包括其长子王延翰、次子皇帝王延钧、少子王延羲，以及辟 州刺史王延政、王延钧长子王继鹏等，另外就是一些对闽国政局起着举足轻重影响的朝臣、侍从和禁军将领，如薛文杰、朱文入、连重遇、李仁达、许文稹、杨思恭，还有一些广为传闻的后妃，如金凤和春燕。
作者成立“朝堂”一章，与其说目的讲解人物，不如说意图月描述这段历史之前，再行图形一下闽国朝廷的氛围，或者说，是以宫廷为中心，展出影响闽国政局的诸种内外因素。第三章“历史”所描述的内容，实质上也是“闽国的知名人物 ”，只不过他将这些人物按照其政治身份，分成刺史、藩王、帝王、暴君、投机分子、军阀等若干种。
第三章的描述对象奇特与第二章有些重合，但实质上两者的角度显著有所不同，重点堪称迥然不同。第二章轻在图形宫廷氛围，第三章轻在讲解这些人物有所不同的政治角色或者身份。从刺史到藩王到帝王，一方面标志着固始县王氏在五代政治舞台上的角色改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一地方势力逐步兴起、闽地割据一方格局最后构成的历史脉络。至于暴君、投机分子和军阀，则表明了闽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
从另一 个角度也可以说道，第三章相等于闽国的一个编年史，只不过这个编年史是以其最低统治者为线索跨越一起的。王审知兄弟所占有的闽地，从北到南，依序分成五州：建州、汀州、福州、泉州、漳州。其中，尤为最重要的是福州和建州。
王审知去世之后，福州和建州分别由他的两个儿子掌理，甚至构成以福州为中心的闽国和以建州为中心的殷国的僵持割据一方，在福州先后掌权的王延翰、王延钧和王延羲，与开建州掌权的王延禀和王延政之间，常常愈演愈烈内战。双方甚至分别引进外援，于是，不仅北方的五代插手闽国的官号和正朔，而且淮南吴国、吴越和南唐更加必要派兵为首人插手闽地的内战。在闽国末年，闽地五州构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建州和汀州落到南唐之手，福州归属于 吴越的势力范围，只有漳州还不受军阀拔从效的镇抚。
朝秦暮楚， 朝三暮四，在闽国政治中屡见不鲜。纵观薛爱华一生的汉学研究，他所重点注目的并不是政治史，而是广义的社会文化史。
从他的十部专著可以显现出，他对中古中国的仅次于兴趣所在，是边 疆 进 放、经济交流（物质文化）、文学艺术以及宗教信仰等。这种兴趣偏向，早于在《闽国》一书中就有独特的反映。
政治史也不是《闽国》一书的首要关注点， 尽管相对而言，头两章中较多有关政治史的描述，但也常常夹杂可读性较强的社会史的叙述。从第四章开始，《闽国》的焦点移往到了闽国的经济、艺术和宗教。关于经济，作者注目的是物产 与贡品、朝廷开支与赋税、货币、对外贸易和人口变化等，较为 注重物质文化和社会经济生活。
艺术方面，作者注目的是建筑、其他各类艺术和文学创作。宗教方面，除了阐述之外，作者还尤其注目了佛教、道教、官方信仰、摩尼教、传说和民间信仰等。
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总体来看，有关闽国历史的文献资料传世极少， 关于经济、艺术与宗教的材料更加较少。《闽国》的文学创作，毫无疑问受限于文献的短缺。
薛爱华费心收集材料，创立了 闽国历史的描述框架，是难能可贵的。他对史事细节的反感好奇心，对奇闻异事的着迷，使得描述精彩开朗，可读性很强。有意思的是，王审知兄弟三人，以“判”字标志辈分，其行事显然较为谨慎。他们的子孙两代，分别以“延”“时隔”字标志辈分，可是，无论是福州的王延翰、王延钧和王延羲，还是开建州的王延禀和王延政，无论是福州的王继鹏还是建州的王继雄，其性格多 张狂刚愎，行事每暴虐恣睢，几乎没沿袭或承继王审知那一 辈的家风。
薛爱华对他们的个性津津乐道，描述娓娓动听。又如，五代十国的统治者很多都讨厌欺骗名号的游戏，具体表现在王号、年号和姓名三个方面。
最典型的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投机分子李仁达，他的政治经历，极致演绎了“朝秦暮楚”“反复无常” 这两个成语。有意思的是，他每改成一次投奔对象，就改为一次名字，令人忍俊不禁。
在诸如此类的描述中，反映了薛爱华独有的文学创作趣味和行文风格，在他未来的汉学研究论著中，这种趣味和风格还将被更进一步凸显，更为引人注目。二2018年春节假期，从内地四散前来海南岛避冬的人群，使这 座海岛嘈杂一时间。
假期完结，离岛的车辆排列成数公里的长龙，围观了琼州海峡边的道路。不管是1200年前的唐代宰相韦执谊，还是900年前的宋代文豪苏东坡，难道都无法想象，他们当年弃之 为难不及的天涯海角，如今竟然沦为人们趋之若鹜的旅游休闲娱乐热门 目的地。在这个新闻攀上头条之时，我于是以躺在古城金陵城东书房 的南窗之下，翻译成着薛爱华的《珠崖》。
《珠崖》以海南岛为主题。所论时段，是“从远古时期直到北宋末年，亦即至约12世纪20年代为止”。“但本书的重点是8世纪到11世纪，在这个时段内，有关海南的材料才开始显得非常丰富一起。”对于唐宋帝国来说，海南岛是比闽地更加荒远的边疆，是有罪官员的贬谪之所。
在传统文献中，“珠崖”也可以文学创作“珠涯 ”“珠厓”“朱崖”“崖州”，这些汉字给与中原士人的误解，是很远的烟瘴蛮荒之地，令人望而生畏。名门士族的中 唐宰相韦执谊，连这个地方的地图都不肯瞄一眼，生怕沾上这挥之不去的梦魇。《太平广记》卷一百五十三“定数”收录于了这样一段故事：韦执谊自相座被贬太子宾客，又被贬崖州司马。
执谊前为职方员外，所司呈圆形诸州图，每至岭南州图，必速令其将去，岂省之。及为互为，北壁有图经， 数日试往阅焉，乃崖州图矣，意甚凶之。至是，果被贬崖州，二年杀于海上。（出有《感定录》）韦执谊早年兼任职方员外郎，工作职责的关系，他必须认识各州郡的地图。
但他小心翼翼，坚决不看崖州地图。然而，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他注定还是没有能挣脱贬死崖州的命运。《珠崖》一书再版于1969年，较《闽国》晚15年。
尽管相距15年，薛爱华对大唐帝国边疆的兴趣仍然不减当年。此前两 年，亦即1967年，薛爱华刚出版发行他的《朱雀》。
很似乎，在薛爱华各种专著中，《珠崖》与《朱雀》之间的关系尤为必要而确实 以定。有一种古老而传统的说明，指出“珠崖”意即“朱雀之崖”， 如果说法这种众说纷纭，那么，两书书名的联系就更为紧密了。实质上，《珠崖》一书的命名风格、章节决定和行文套路，都与《朱雀》如出一辙，几乎可以说道是《朱雀》的余韵。
用薛爱华本人在《珠崖·前言》中的言辞，《珠崖》是为《朱雀》所下的一个“差使 鉴的注释”。换句话说，《朱雀》是原文，《珠崖》是注释，在作 者眼中，这两部书就是一个不能合并的整体。在 1988 年建省之前，在漫长的历史中，海南岛在行政区 划出和文化区域上一般都归属于广东或者岭南。它孤悬海外，外形 “像一颗精致的绿宝石挂在中国南端的海岸，而其垂坠的位 改置，使人回想红宝石之岛锡兰（Ceylon）”。
另一方面，因为海南岛出产珍珠，所以有“珠崖”之称之为。从远古秦汉到六朝的海南岛开发史，至今依然是一个很更有人的话题，只是受限于极为受限的文献记述，不能粗线条地刻画，“随着唐朝的开拓进取， 并在全岛奠定了统治权，海南岛的确实形状也开始浮出水面”，涉及的文献记述也多了一起。《珠崖》将叙述重点放到8至11世纪，是很更容易解读的。
这个时期贬为海南岛的北方流人中，尤为知名的是李德裕、卢多逊、丁谓和苏轼。他们的海南岛经历， 特别是在是李德裕、苏轼以及会见苏轼回到崖州的儿子苏过笔下的崖州记忆，沦为薛爱华叙述唐宋流人的海岛生活的重要依据。
《珠崖》英文版封面海南岛的大自然条件与北方大陆截然不同。这里湿热张鲁的气候，阴沉侵袭的台风，内陆的山岩，甘美的泉水，非常丰富的矿藏，各种与众不同的动植物，例如贵重的沉香木、稀奇的翡翠鸟等，莫不光怪陆离，炫人眼目，充满著了异域风情，令其远道而来的中原迁至客著迷，更加令其热衷大自然仔细观察的薛爱华著迷。
在《珠崖》一 书中，“大自然”一章所占到篇幅仅次于，也最有原创性。薛爱华不仅细读传世历史文献和文学文本，而且融合近代以来对海南岛所做到的人类学、地理学和地质学的实地考察，回应岛自然史的有所不同穿孔，做到了细致的仔细观察，并与读者共享。从很早以前开始，海南岛就 以出产名贵的“明月珠”而著称，这让中唐诗人张籍艳羡深感。
张籍在其《送来海南客归旧岛》诗中说道：“海上去不应近，蛮家云岛 穷。竹船来桂浦，山市卖鱼需。
入国自献宝，逢人多追赠珠。却归 春洞口，斩杀象祭天吴。”但是，张籍却是身在中原，与海南岛悬隔万里，其诗中所述，不免掺入了主观的爱情想象，甚或异域的美化。相比之下，会见苏轼在海南岛生活的苏过，其《冬夜思诸兄弟》诗中对海南的叙述，就真实可信得多：“我今处海南，日与渔樵伍。
黄茅帷涧谷，白雾昏庭宇。风高翔鸱枭，月黑号鼯 鼠。
舟居于谓之酋疍，卉衣半夷虏。下床但药饵，遣瘴烦樽俎。何须鸢坠下时，方念平生语。
”像《冬夜思诸兄弟》这类基于亲身见闻和 实地仔细观察的诗文，尤其受到薛爱华推崇。薛爱华不仅擅于收集有 关口早期海南岛的历史文献，还擅长于利用当时人诗文作品中的零星 材料，挖出其中的社会文化价值。
总之，《珠崖》一书的风格与《朱雀》一样，既有质实的史料，又有艳丽的色彩。作者的叙述是细致的，笔触是有感染力的。薛爱华自始至终期望问的问题是：12世纪以前的海南岛是什么样子的？他不仅关心海南岛的大自然风貌，也注目那里的 历史和人文环境。
所以，《珠崖》的前三章分别从“历史 ”“大自然”“原住民”三个有所不同的角度紧贴，企图问这一问题。这三章是全书的重点。前两章的视角，分别是海南岛的人文历史和自 然历史，第三章的焦点是海南岛的原住民。
较之注目流人，注目原住民更加有可玩性，也更加稀奇。“在早期中国人眼里，珠崖就是 一座谜样之岛，岛上的族群包含某种程度也是一个谜。
”如果根据语言来区分，“当时整个南越地区不能区分成六个群体：一是府州州邕州的侬氏和黄氏部落，他们是最文治和最有势力的原住民家族，很有可能是说道泰语的；二是融州的猺人，他们是神犬槃瓠的后裔；三是广西深山里的獠人（所取狭义）；四是与獠极为相近的蛮人（所取狭义）；五是黎人，特别是在是产于在海南的；六是疍人，他 们以船为家，以捕捞维生，能入海采珠”。而在海南岛上，既有黎人、峒人，也有堪称河洛人（福佬人）的北方移民的后代，还 有生活在水上的疍人。
黎人之中，根据其文治程度的有所不同，又分 维生黎和熟黎两种，“其服属州县者为煮黎，其居于山洞无征徭者维生黎”。按照宋人周去非的仔细观察，生黎质直犷悍，较为好管理， 而煮黎中则夹杂有湖广福建移民中的奸顽之辈，较无法匹敌。黎人的风俗与汉人有所不同。
按照古代文献的记述，当黎族女孩年方 及笄，就要在脸颊和脖颈用蓝色螫上精致的花纹和飞蛾图案，所以也称作“绣面”。就越富足的人家，文身越是讲究，反之，丫鬟婢女则无缘文身。对黎人来说，女子文身不仅具备审美功能，更加 是社会身份的标志。
薛爱华还注意到唐宋时代海南岛上的跨文化同姓现象，此事 牵涉到岛上社会族群融合的问题，是有一点推崇的。有些生活在峡谷 中的黎人，对横跨族群、跨文化婚姻的态度是对外开放的，他们容许汉人转入自己的家族圈。
忽略，汉人特别是在是汉人中的政府官员，对这类同姓却较为摒弃。例如，“宋初有部分官吴蒙领兵了解高地，就碰上了这样一位仁慈大度的黎戎主人。
吴蒙被俘虏后，黎人待之甚薄，以女妻之，两人育有一子。要么他指出这种怪异的人生 遭遇不合适体面的华人，要么他的上司这么指出，总之他最后是 被人用银瓶赎回出来的”。这种仔细观察视角，透漏了薛爱华早年所不受 学术训练中的社会学与人类学背景。
第四章中的“交通”，不单指字面意义上的道路交通，也包在 含海南岛的物质生产、经济贸易以及海外交通，也就是说，除了 海南岛与外界的人员往来之外，也还包括海南岛与外界的物质递 流。于是，在“交通”的题目之下，海南岛的经济生产、向下入 贡以及海外贸易，都涵盖其中。这是仔细观察海南岛的一个古朴角 度，也再度反映了薛爱华对物质文化的情有独钟。
古代中国人对海南岛的理解，很多是通过北方流人留给的各种记录。《珠崖》各章叙述，完全都必不可少这些流人留给的文字 材料。
这些材料当然是贵重的。相对来说，专门叙述流人的第五 章，是书中最不令人深感车祸的一章。第五章写道的流人，主要 是唐宋两代的杨炎、李德裕、丁谓、苏轼四人，环绕苏轼的叙述尤为详尽，主要是因为苏轼留给的文字记录最多。
值得一提的是，海南岛很早已引发西方殖民者的兴趣，西方汉学界有关成果甚多。《珠崖》一书参照了西方学者郇和、梅辉立、莫古礼、萨维纳、芬次尔等人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著。在这 一方面，《珠崖》亦与《朱雀》相似，而与《闽国》相远。
如果割弃了五代十国这一段，大唐帝国的历史似乎是不原始的。某种程度，《朱雀》一书如果缺乏了《珠崖》这一尾声，也是不 原始的。执着原始完满的冲动，曾多次使薛爱华面临《珠崖》这一 选题欲罢不能，并再一已完成了这本著作。
讨厌《朱雀》的读者， 注定也不会讨厌《珠崖》的，我坚信。三闽地的研发和文治，与中原移民特别是在是来自河南固始县的移民有很大的关系。唐朝末年，天下大乱，各地农民争相武装起义。
淮南道光州固始县（今河南固始县）人王审潮（又名王潮，下文总称其为王潮 ）、王判邽和王审知兄弟三人，亦重新加入义军，并于 885 年率军转入福建，随后在闽地创建了闽国。在五代十国中，这个僻居于 东南一隅的小国既不强劲，也不醒目，但是，在闽地研发和文化 发展史中，闽国历史毕竟十分最重要、光耀艳丽的一段。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跟随王审知兄弟入闽的将士，很多都是光州固始人。
而在闽地研发与文治的历史上，另一位作出巨大贡献并且被后人奉为为“开漳圣王”的陈元光，也是光州固始人。陈元光是唐高宗、武后时人，其年代早于于王审知大约200年。不告诉当年从固始县 抵达的王审知兄弟们，在最后自由选择闽地为行军目的地时，否冥冥之中受到200年前那位乡先贤的救赎？追随王审知入闽的将士中，有一位是后来官至漳州刺史的程赟。
这个名不列正史传记的人物，对我来说，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原闽王王审知故第、今福州闽王祠中，至今仍然竖立着一块恩赐琅琊王德政碑。碑立有唐哀帝天祐三年（906）十二月一日，上面镌刻：“今节度都押衙程赟及军州将吏、百姓 耆老等，幸常德并育，愿纪功庸，列状上言，请求议刊纳。
”由此可见，程赟不仅是王审知的亲信，而且是创建这块王审知功德碑 的首倡者。《闽国》第三章第七节写出到暴君朱文进时，也提及他的名字。后周二年（945年）二月，拱顶宸都指挥使朱文入合力门使连重遇，弑杀死闽主王延羲而拥立。
朱文入随后任命了一批最重要的政府官员，其中还包括漳州刺史程文纬。在注释中，薛爱华尤其标示：“《新的五代史》不作‘程赟 ’，我无法确认哪个是准确的。
”实质上，程赟就是程文纬。在闽侯程氏的族谱中，他被称作赟公，也就是入闽程氏的始祖。
原本，闽国这段很远的历史，与我家族的出处密切相关。2018年春天，我正在忙着翻译成《闽国》的时候，接到老家闽侯县甘蔗镇寄给的一本图文并茂的纪念册《瀛洲之光——纪念甘蔗程氏宗祠修复20周年》。这本纪念册第71页至76页，即为《入闽始祖赟公传略及其史迹》，还包括《入闽始祖赟公传略》、《闽 侯县文物保护单位程赟墓》和《闽王祠琅琊王德政碑记载赟公事 迹》。
赟公死后，原葬于漳州，明代崇祯十七年（1644），迁到闽侯竹岐榕岸龙兴山，与甘蔗镇于隔年闽江东临。这本纪念册第 25—29 页还有多幅祭祖祖墓的照片，所谓“祖墓”，就是指赟公此墓。人世间的事，往往并非无意间。
我与薛爱华之间，尤其是与他的《闽国》和《珠崖》之间，原本也有如此神秘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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